朱翊钧笑起来温温柔柔的，连带着万历皇帝原来的五官也变得柔和了。

张诚打量着皇帝的神色道，

“皇爷不喜欢言官，何必总是纵着他们？”

朱翊钧淡笑道，

“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嘛。”

张诚道，

“皇爷宽容，但依奴婢看，无论甚么事被那些科道官一搅和，皇爷就甚么也做不成了。”

朱翊钧仍是笑道，

“哪儿有？科道官的话总有些道理，朕不能因为一部分人说了朕不爱听的话，就下旨让所有人不许说话。”

“人活着就有说话的权利，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乃我大明立国之根基，昔年太祖皇帝即位之初，便立刻下诏除书籍税，并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，广开言路，一扫前代诸朝禁言之风，朕又岂能有违祖制？”

张诚顿了一顿，道，

“奴婢听闻，其实太祖爷、成祖爷当年均下令禁过戏文，英宗爷也曾严禁刻印《水浒》……”

朱翊钧笑着接口道，

“那如今民间有何处不许唱戏，又有何地不读《水浒》？”

“倘或太祖皇帝、成祖皇帝当真要禁毁书籍，合该学商鞅燔诗、秦始皇焚书，哪里会任由某书某戏‘禁而不止’，纵容其在民间广泛流传呢？”

“且不说暴秦如何，就说昔年元人刻书，官府出版审查便极为严格，无论蒙汉色目，其所刻之书，必经中书省看过，颁下兴文署、广成局、国子监，三审三校，若所司准允，乃许刻印。”

“倘或某地某人有著作，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，学使以为不可刻，则已；如可，学使备文咨部，部议以为可，则刊板行世，不可则止。”

“故元代刻书，数量不及宋代，质量也稍逊，惟雕版印刷术上发明了朱墨两色套印，较之前朝，文兴之风锐减。”

“太祖皇帝生于蒙元，如何不知晓言论审查的利害？蒙元能集天下之人，却不能集天下之智，正是因为蒙元无有出版自由，始终对蒙古人之外的各色人等压制言路。”

“因此蒙元军事虽无比强大，蒙古帝国之疆域所至，甚至伸至欧罗巴以东，可那又如何？文化不自由，再强大的帝国也终究不得国之久长。”

“倘或昔年蒙元要同我大明一般，能对境内各色人等放开文化管制，蒙汉文化又何尝不能相融？”

张诚嗫嚅了一下，显是没料到朱翊钧在这个问题上会把蒙元当成参照物，

“……那太祖爷还鞭死了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，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呢。”

朱翊钧淡笑道，

“我朝虽有廷杖朝臣之刑，可廷杖本身，并无阻止朝野进言。”

“言官被杖之后，甚至能以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，如此看来，廷杖分明是鼓励进谏，如何能说是太祖皇帝有意压制言路呢？”

张诚张了张口，还没想出合适的话来进一步劝谏，就见朱翊钧面色一凛，严厉了声音反问道，

“张诚，你知道朕为甚么要抄了张居正的家，在他死后也穷追不舍地论罪，甚至连张懋修的状元也要一并革夺吗？”

张诚忙离座跪下，

“奴婢不知。”

朱翊钧一反常态地没有立刻叫起张诚，只是看着面前的空座道，

“因为无论甚么人、甚么事，都不能不让我大明子民自由说话、不能不让文人学者自由刻书。”

“此乃我太祖高皇帝建国之根本，谁想动摇这两条原则，就是想动摇我大明朝的根基。”

“张居正通过‘考成法’收拢言路，又下令禁毁天下书院，清除一切讲学官员，使得朕事事只能听任他一人所为，这就是朕最最痛恨张居正之处，比他独揽大权更教朕咬牙切齿。”

“张诚，朕今日便告诉你，凡是试图搞‘一言堂’的人，无论他的初心有多么好，能力有多么强，终究会为我大明所不容。”

朱翊钧面容平静，

“这世上怀念出版审查、鼓励因言获罪的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蒙元的仆隶，另一种是鞑子的奴才。”

“这两种人，根本就不配活在我大明盛世之下，他们只配去昔日的暴秦，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添油加柴，为李斯父子的东门黄犬欢呼雀跃，最后死在西楚霸王的兵刃之下，成为帝国的累累白骨。”

“这种毁国于无形的蛆虫，比蒙古和鞑子的危害还要可怕，科道官所言是好是歹，朕自会分辨，朕让你掌管司礼监，是让你替朕分忧，可不是让你成为下一个张居正。”

朱翊钧短短一番话，便唬得张诚出了一身冷汗，又不住磕头道，

“奴婢断不敢对皇爷有所欺瞒！”

窗外的雪声殷雷般轰鸣着，乾清宫外的灯笼照着廊外大如蒲席的白雪块，一张一张地胡走游飞，把瓦上盖满了，又罩在地上，到明天能摞上几尺厚。

朱翊钧垂下眼，道，

“行了，起来罢。”

朱翊钧又把话题转回了张诚刚刚坐下的时候，

“申时行即使催促朕批复奏章，也不会用这样急切的语气，说罢，到底有甚么事，能让申时行在奏疏里这样说话？”

张诚这回再不敢出言挑唆，忙拾起携来的几封奏疏，恭敬地送到皇帝手里，

“辽东有军情。”